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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納入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的可行性及制度構建
時間:2018-07-20  作者:  新聞來源:  【字號: | |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納入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的可行性及制度構建

  白春安

  摘要:被害人是被犯罪行為侵害的人,依法享有損害賠償的權利。但是由于辦案機關觀念性缺乏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制度性缺失,造成被害人獲得損害賠償十分有限。對無法從被告人處獲得的損失,國家應當對被害人予以救助,避免其二次傷害。但是,無論從較早前的被害人救助,還是當下的司法救助,都無法避免行政化救助程序的隨意性和整體效能的低下。作為來源于刑事訴訟的后續環節,被害人救助應當整體納入刑事訴訟特別程序,明確救助的條件、標準,設計嚴密的訴訟程序,保障這項權利規范行使,實現被害人權利更好地保護。

  關鍵詞:刑事訴訟;特別程序;被害人權利;司法救助

  2009 年,中央有關部委共同出臺《關于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見》,標志著被害人救助制度從各地自發自為的狀態走上了全國統一適用標準和程序的規范化道路,有效避免了以往被害人救助各地做法差距懸殊導致類似情形不同待遇的問題,這是我國法制建設的明顯進步。2014 年,中央有關部委在既有工作基礎上,又出臺了《關于建立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見(試行)》,被害人救助制度被納入司法救助的范圍,成為有國家財政以及公權力保障的正式制度,被害人救助的機制、程序更趨規范統一。以上發展歷程充分彰顯了中央對被害人救助的高度重視,對于維護被害人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無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還應注意到,被害人救助制度時至今日仍然還是處于司法訴訟程序之外的多頭處理的運行狀態,難以避免程序的隨意性和整體效能的低下。筆者認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為刑事訴訟的自然延續和不可回避的后續環節,應當整體納入刑事訴訟程序予以調整,并以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的理想面目出現,實現刑事訴訟化,這是這項制度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刑事訴訟程序對被害人損害賠償權益保護不力

  被害人是指人身、財產及其他權益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害人具有當事人的訴訟地位,依法享有控告權、聘請訴訟代理人的權利、損害賠償權、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參加法庭審理的權利、申請復議權、申請回避權、申請抗訴權、自訴權、申訴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訴訟等權利。從被害人個體角度來說,刑事訴訟他最關心的不外乎兩個,其一是將被告人繩之于法,接受法律的制裁,實現善惡有報的樸素刑罰報情感滿足;其二就是自己因犯罪行為遭受到的損失能夠獲得最大限度的賠償,減少自己無端遭受的損失,這是傳統道德、法律原理和社會情理的基本要求。但從目前的制度設計和司法實踐看,被害人損害賠償權利維護方面顯然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刑事辦案機關對被害人損害賠償權利的觀念性缺乏

  作為犯罪行為的直接受害者,被害人有權要求國家法律給予保護,并且使他能夠通過直接參與訴訟活動,充分主張權利,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居于重要地位。從刑事訴訟發展歷程來看,早期的刑事訴訟以被害人的意志決定是否提起訴訟,訴訟結果中宣讀對犯罪的處罰幾乎以補償被害人為唯一目的。隨著社會的演進和分工的細化,人們逐漸意識到,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不僅侵害被害人的個人權利,而且公然侵害到國家、社會的秩序和他人潛在的權益,因此需要偵查機關對案件進行偵查,由檢察機關對被告人提起公訴,代表國家維護國家的、社會的公共的利益以及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隨著社會科技和信息化手段的廣泛應用,大量刑事案件呈現出復雜化、多樣化的特點,案件時空分離、人贓分離,被害人個人往往無力獨立承擔揭露犯罪、證實犯罪的控訴職能,需要依靠并積極協助與檢察機關共同行使好控訴職能。因此,刑事訴訟法基于平衡利益關系的考慮不得不對被害人有關權利進行調整:一方面,由于被害人自身的合法權益受到犯罪的直接侵害,并且基于查明案情的需要,法律賦予了其參加訴訟、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訴訟地位和訴訟權利;但是,被害人的訴訟行為也要受來自司法機關的限制,而不能完全享有原告人的訴訟地位,將一些權利讓渡給國家專門機關代其行使。

  在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現實背景和國家追訴主義、本位主義傳統觀念影響下,我國刑事法律多年來一直強調以打擊和預防犯罪為主要目標,司法機關認為只要將被告人繩之以法就是對被害人最大的交代。被害人如果總是強調自己的損害賠償問題,容易被司法機關認為“不顧大局”“不懂事”,甚至遭致反感。受刑事訴訟構造以及辦案考核指標等影響,偵查機關、檢察機關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該當何種犯罪、接受何種刑罰等與定罪量刑相關聯的問題上,對于被害人最為關心的損害賠償權等權利選擇性的忽視,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被害人只是充當配合訴訟的角色,與證人沒有本質的區別,處于一種被邊緣化的尷尬地位。當然,司法實踐中還有一些被害人會因為權利告知的不及時不到位以及自身法律知識的欠缺,無法積極主動參與訴訟進程,并主張相應的損害賠償權利。

  (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執行難的制度性缺失

  被害人因其生命權、健康權、人生自由權、人格名譽權、財產權受到犯罪的侵害,使其不能正常地生存、生活、工作、學習,被害人具有排除犯罪侵害,懲罰犯罪人,獲得利益賠償或補償的基本權利。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害人要想獲得賠償的主要途徑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對于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導致人身傷害或物質造成損失的,被害人及其共同生活的親屬應當首先提請附帶民事訴訟,要求被告人予以賠償。附帶民事訴訟這種程序的主要作用就是在解決刑事實體問題的同時,對被害人的損害賠償問題一并予以解決。但恰恰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這種“附帶性”決定了其在程序中不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與追訴犯罪的主要程序相比,處于一種無足輕重的劣勢地位。同時,對于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之外,如何更好的實現被害人權益保護,法律也沒有做出進一步的制度安排。

  當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在運作上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在偵查起訴階段,公安、檢察機關只能對附帶民事訴訟進行調解,調解不成或因反悔而不執行的,告知被害人向法院起訴。但是更多的時候,公安、檢察機關連調解也不做,只是將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意見隨卷移送到法院處理。在審判階段,法院一般堅持先刑后民的程序,重點是審理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應該如何定罪量刑,對被害人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一般予以調解,調解不成的,以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判決的形式“一判了之”,將問題留給后續的執行階段解決。這種審理模式使得被害人的權利很難得到及時、有效的保障。而從被告人角度看,基于趨利避害的自然本性和權衡利弊的功利主義考慮,除非法院許諾對自己作出有利判決才會主動予以賠償,如果面臨的是“又打又罰”,甚至即使賠償也不一定能夠換得理想判決結果,那么他就會失去賠償的主動性。當然,這其中還有許多被告人本身就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或者故意轉移財產。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也恰恰印證了這種程序的無奈。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得不到賠償成為司法實踐中的普遍現象,部分地區賠償執行率不足5%。廣東省高院的統計也顯示,該省被害人無法獲得經濟賠償的比例高達75%。刑事被害人數量之多與實際獲得賠償數量之少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將會積累疊加產生放大效應,損害法律的權威,破壞法秩序,導致被害人甚至整個社會對法律的公正性產生質疑。

  二、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不規范

  制度往往都是伴隨問題和現實需要而產生的。考察發展歷程看,無論從較早前的被害人救助還是發展到現在的司法救助,都不是立法提前預設的制度,而是現實倒逼出來的應對性措施。被害人是犯罪分子侵害的對象,大部分刑事被害人是非因自身過錯而無辜受到傷害的群體,身心已經受到過不同程度的創傷。當被害人得到一紙判決卻沒有得到賠償,這樣被害人的生活便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極有可能遭遇二次傷害。每個都可能成為潛在被害人的社會公眾也對這種狀況充滿了憂慮和不安,嚴重者甚至會采取以暴制暴等非法手段報復社會,發泄不滿。為了有效應對這些問題,各地都進行了實踐探索。從被害人救助到國家司法救助的發展軌跡,充分表明了國家和社會對被害人權益保護的重視和努力。但是,就國家司法救助制度來看,仍然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司法救助不是司法化的運作模式

  保護模式與功利主義正當化根基存在著密切的關聯。國家司法救助是由中央政法委牽頭制定的制度,本身并不是國家正式的法律,法律位階較低。司法救助這種制度從一開始就帶有權宜之計的烙印,是對無法通過訴訟獲得有效賠償的被害人予以輔助性救濟的措施,本質上是國家替代責任,意在對群眾安撫和恩恤,目的是通過彌補受害人的損害,減少“賠償執行難”給社會帶來的負面沖擊,而不是司法化的運作模式。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源于刑事訴訟,應當通過刑事訴訟加以解決,而不能采取社會化的方式。只是由于程序設計的不科學加之運行失靈,才導致被害人無法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及時獲得損害賠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行國家救助,實際上是將被害人損害賠償問題通過國家買單的形式模糊化處理,無法滿足被害人的欠債還錢、善惡有報的樸素正義觀,導致犯罪分子推卸本身應該替代的責任。同時,目前司法救助實行被害人申請、不同階段辦案部門進行審批的方式,這是有別于刑事訴訟的行政審批方式,完全取決于決定機關的意志,而缺少中立的機構居中裁決,顯然無法避免司法救助因人而異、不鬧不解決、大鬧大解決等的隨意性。

  (二)司法救助主體的多元化

  在司法救助過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共同分享了救助決策權,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任意環節均可以提出救助申請。這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因循了我國刑事訴訟法“分工負責”的思路,凸顯了我國司法救助主體多元化的特殊性。主體多元化看似能夠齊抓共管,但也未必使問題得到高效及時解決,還可能造成公檢法機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角色混同。筆者還有兩個方面的隱憂:一是在訴訟程序前后依次演進過程中,如果各個部門都管的情況下,那么可能就會出現在案件剛開始階段,被害人就得到了公安或者檢察機關的司法救助,其后法院在執行過程中,被告人又對被害人予以了損害賠償,那么被害人就可能“雙重獲利”;當然,另一方面,各個部門都管就有可能相互推脫責任,把責任推到下一個訴訟環節去解決,造成事實上的“都不管”,這也不利于被害人權益的保護。

  (三)司法救助的標準不統一

  救助標準不統一是被害人救助工作多年來飽受的詬病。在較早前的被害人救助意見中,各地就存在救助標準差別化問題,“同命不同價、同傷不同賠”的問題在制度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也沒有在實踐中形成趨同性的做法。《司法救助意見》要求各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制定具體救助標準,賠償數額一般在上一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36 個月的總額之內。對于損失特別重大、生活特別困難,需適當突破救助限額的,要從嚴掌握,救助金額不得超過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判決的賠償數額上限。但是,這里面仍然存在不小的幅度空間,給權力尋租和人為操作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在各地月平均工資差距懸殊的條件下,經濟發達地區的救助標準將高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很難實現被害人救助的實質公平。當然,個別市縣的財政還存在困難,連足額保障基本的社保基金都捉襟見肘,遑論額外拿出專項資金對被害人救助。此外,還有的地方存在救助審批過程較長,資金發放不到位等其他問題。對這些問題,也需要加以解決而不能坐視不管。

  三、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的創立為被害人救助提供了制度空間

  與刑事訴訟法“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并舉的原則相比,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障日趨完善健全的情況下,刑事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立法和司法顯然落后了許多,出現了利益不平衡。被害人絕不應該成為被遺忘的死角,有必要對刑事被害人救助進行實踐性和制度性反思,促進相關程序的健全完善。

  (一)刑事訴訟特別程序屬于刑事訴訟程序,可以實現被害人救助的法治化

  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創立了刑事訴訟特別程序,使刑事司法系統能夠更加積極、有效地回應司法實踐的調整與諸多社會問題,標志著我國刑事司法系統功能的完備化與科學化。我國立法中沒有標明特別程序的性質。但從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中可以看出,特別程序是針對刑事訴訟的實際情況而產生的,是根據辦案的具體情況而規定的“特別的程序”,同樣也是刑事訴訟程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刑事特別程序雖然與刑事普通程序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也要遵循尊重與保障人權的基本程序理念,滿足正當程序的原則和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基本要求。與一般的行政活動相比,刑事訴訟程序必須嚴格依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進行,實行程序法定、控審分離、控辯平等、審判中立等原則,由法院居中裁決,這種優勢是獲得公正和公信力的可靠保證,也是解決問題的終極手段。將被害人救助納入刑事訴訟程序,屬于程序的應有回歸,可以有效避免當前司法救助行政化導致的隨意性等弊端。

  (二)刑事訴訟特別程序適用于特殊案件,而被害人損害賠償案件即屬于此類案件

  我國構建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的主要目標并非是為了提高打擊犯罪和防衛社會的效果,而是更傾向于提高對特定涉案當事人的權利保障程度和處理此類案件的公正和文明程度。特別程序是從一般程序中分流出來的,適用于相對特殊的,有特別要求的案件類型。從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四種案件看,有因主體特殊身份而設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等程序,有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而依法沒收其非法所得的程序。被害人救助案件也具有特殊性,從主體上看,是以往刑事訴訟實踐中關注較少而又亟待權利保障的被害人這一特殊主體;從訴訟程序上看,案件已經審理完結,法院已經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并對被害人賠償問題作出相關的判決;從訴訟結果上看,被告人已經得到了相應的刑罰懲罰,但是被害人的損害賠償問題沒有得到切實解決,處于一種案結事未了的狀態;從社會效果看,被害人救助不到位還容易引發上訪上訴等現實的風險,進而引發公眾對社會公正的信任危機。對這類既源于刑事訴訟又具有自身特性的案件,完全契合特別程序的設立初衷,可以比照特別程序的立法模式設計專門的程序加以調整。

  (三)刑事訴訟特別程序具有開放性,將被害人救助程序納入其中存在空間

  特別程序是對普通程序的補充。刑事特別程序是一個類概念,這一概念體系下包含一系列具體的刑事特別程序,其外延范圍處于變動當中,是一個開放的程序體系。司法實踐中如果出現普通程序無法包容的新問題、新情況,都可以通過特別程序反映,增加、調整司法實踐需求的程序。目前,刑事訴訟法僅規定了四類特殊案件程序,與其他國家相比,尚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將被害人救助納入刑事訴訟特別程序,從而實現刑事被害人救助向規范的、統一的司法程序轉變。

  四、刑事被害人救助特別程序的具體設計

  2012 年刑事訴訟法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預示著將對刑事被害人在內的各類訴訟參與人予以更多的人權保障。隨著被害人學和權利保護研究的不斷發展,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刑事訴訟法應當注重被害人與被告人權利的共同呵護和平等對待,努力實現被害人權益、被告人權益和國家利益的動態平衡。在完善被害人救助方面,目前理論界已經有人提出要對被害人救助單獨立法,解決司法救助法律依據過低、定位失準、規范不足、程序不嚴、效果不佳等問題。筆者認為,完善被害人立法是應該的,但是制定、修改法律也需要考慮成本以及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與其大動干戈單獨給予被害人救助立法,不如將被害人救助制度重新定位,嵌入刑事訴訟特別程序,這是一種改革技術比較具備、法理依據較為充分、社會影響較小、改革成本較低的方式。按照現有刑事訴訟法律篇章結構、體例框架和立法風格技巧,可將有關制度設計如下:

  (一)被害人救助的條件

  “被害人救助”程序可設立在刑事訴訟法第五編第三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之后。對于經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執行,在被告人死亡、逃匿或者財產不足以全部賠償被害人所遭受物質損失,從而嚴重影響被害人及其贍養、撫養的人正常生產、生活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救助的申請。被害人死亡的,其近親屬可以代為提出申請。被害人救助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1.被害人必須先行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解決被害人賠償問題的前提性程序。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應當就其遭受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不提起的,或者主動放棄賠償的,不得在案件終結后提起救助。對于經過調解達成和解協議的,也不得提起救助。作為被害人,應該清楚的認識到自己行使權利的后果并獨立承擔責任; 2.必須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執行終結完畢。權利和義務具有相對性和統一性,刑事被害人損失償付的義務主體應當是加害人。該由被告人承擔的責任,應當首先由被告人承擔。國家承擔的是建立在社會契約論基礎上的國家義務或者責任,并不是個案意義上的償付主體。因此,司法機關必須以勤勉的態度,窮盡一切手段追繳被告人的財產,使被告人因其犯罪行為受到應有懲罰,而不能“只打不罰”。只有在通過訴訟被害人無法得到被告人的賠償時,才需要由國家代位救助被害人,以彌補被害人的損失,謀求利益總體上的均衡。對于司法機關正在執行尚未執行完畢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也不得提起救助; 3. 被害人救助以其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為限,不得超過所遭受損失的范圍。被害人不能雙重獲利或者額外獲利; 4.被害人救助以被告人財產不能全部賠償而嚴重影響到被害人及其贍養、撫養的人正常生產、生活為限,對被害人權利保障不能以過度犧牲國家公權為代價,也不能將被害人救助泛化。

  (二)被害人救助的標準

  被害人救助的目的在于減少被害人因犯罪行為所受到的損失,使其盡量恢復至損害發生前之狀態,同時也為了緩解暫時性的生活困難。如何確定被害人救助的標準是一個棘手的技術難題,要考慮國家財政的可接受程度、社會情感以及被害人的具體情況,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過高或者過低,否則均有違公平。筆者認為,對被害人采取以比例為主上設封頂的方式進行救助。1.要明確基本比例,對于被告人財產不足以全部賠償被害人損失的部分,一般按照50%的比例確定,不能完全由國家全額賠付不足部分,否則將損害其他社會公眾的權益,也會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2.特殊情況特殊對待,對于因犯罪行為遭受損失特別巨大的,可以適當提高救助幅度,但不得超過損失的80%。同時,對于被害人對犯罪行為的發生存在過錯的,比如故意挑釁造成被告人對其傷害的,還應當適度降低救助比例。對于以虛構事實、夸大損害程度等手段來騙取救助金的行為,要依法責令予以退賠;3.長期的困難救助與超出損害的賠償也不應當屬于被害人救助的范圍。對于個案來說,被害人救助金的確定應當綜合考量犯罪行為給申請人造成的實際損失、賠償義務人實際賠償情況、被害人過錯情況、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最低支出及其生活實際困難等因素綜合判斷,法官應當憑借智慧和技巧公正的進行判決,善于總結和運用公認的常識與經驗,最大限度做到被害人救助情理法兼顧,符合公平正義。

  (三)被害人救助的程序

  被害人救助必須要經過人民法院的判決,這是程序法治化的必經之路和核心要義。筆者建議,被害人救助可以采取一般救助程序和先行救助程序。一般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執行完畢后或者因被告人無財產等原因終結執行后,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救助申請。提出申請時,應當提供有效身份證明、醫療救治或者死亡證明材料、家庭財產和收入情況說明、家庭生活困難情況等相關證明材料。被害人救助的申請,由作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的法院進行審理。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害人的情況進行調查,核實被害人遞交材料的真實性。對于被告人死亡、逃匿的,應當先行通過沒收違法所得程序對其財產進行沒收。人民法院作出予以救助的裁定后,由被害人持裁定書到當地民政部門申請撥付國家財政保障的救助金。為了解決被害人救助程序周期過長的問題,暫時緩解被害人的生活困境,幫助其渡過暫時的難關,可借鑒民事訴訟中的先予執行的特別程序,建立被害人先行救助程序。對于被害人遭受的損失巨大,不先行救助將會嚴重影響生產生活的,可以由被害人向正在辦案的公安、檢察機關先行申請救助,公安、檢察機關可以視情況給予不超過損失10%的救助。待法院作出最終救助裁定后,先行救助數額應予以相應扣減。

  (四)被害人救助程序的救濟

  有權利必須要有救濟。被害人救助也要設置申訴救濟程序,對審查不予救助的被害人可以通過該申訴途徑表達其訴求。對于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救助裁定,或者對救助金額不服的,被害人及其贍養、撫養的其他共同生活人可以向上級法院復議。

  當然,被害人救助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將其納入刑事訴訟特別程序是實現其司法化、規范化的重要一環。對于被害人心理創傷撫慰、社會關系修復等其他問題,還需要通過其他社會手段加以解決。即使從刑事訴訟的角度來看,除了增設救助程序外,還應創新思路,擴大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通過一種以賠償與刑罰的置換方式,在刑罰的量刑幅度內部分讓渡刑罰權,換取被害人賠償權利的獲取,這或許對被害人權益保護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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