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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之完善
時間:2016-03-11  作者: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檢察院課題組  新聞來源:  【字號: | |

論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之完善

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檢察院課題組 

 

    面對刑事訴訟領域案件數量攀升與司法資源緊張之間的矛盾,如何實現刑事程序的繁簡分流,確保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是擺在司法機關面前的共同課題。早在2007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出臺了《關于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檢察機關職能為基點,在刑事訴訟領域率先引入了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旨在通過對刑事案件實行繁簡分流,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將有限的司法資源集中辦理重大、疑難、復雜的案件,從而提高整個訴訟效率。《意見》出臺后,各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機制實施,北京市、廣東省、山東省等地檢察機關會同偵查機關、審判機關相繼出臺規范性文件,取得了一定成效。時隔八年,機制存在的不足和不盡完善之處在實踐中逐漸顯現,《意見》系檢察機關一家發布,適用過程中受制于法律效力不足、適用范圍局限等因素,在司法實踐中漸漸淡出法律適用者的視線,實施現狀不容樂觀。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中央政法委《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的論述,將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作為司法效率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升到戰略高度。2014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兩高”在北京、天津等12個省市試點刑事速裁程序,體現了黨中央針對司法改革進程提升刑事訴訟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資源的目標和部署,是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向審判階段拓展和延伸的重要舉措。由此,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再次回歸大眾視線,受到了刑事司法領域的廣泛關注,以此為契機對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勢在必行。本文試圖對機制發布八年來的運行情況予以梳理,總結制度得失及機制實施中存在的問題,以期對構建更科學的繁簡分流機制、進一步完善刑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一、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的實務必要性探究

  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立足法的效率價值,通過創新工作機制,試圖在堅持公平正義基本價值理念的前提下堅持效率與質量并重、追訴犯罪與人權保障并重,蘊含豐富的價值內涵。對輕微刑事案件適用快速辦理機制,將有限的司法資源投入疑難復雜等重大案件,從整體上提升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具有現實必要性。

  (一)緩解輕微刑事案件數量增加、“案多人少”辦案矛盾的現實需要

  近年來,我國刑事案件數量居高不下,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通過分析刑事案件分布特點,獲判的全部罪犯中輕微刑事案件占很大比例。2011年,隨著《刑法修正案(八)》將如實供述情節作為一個法定從輕的量刑情節,促使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認罪,導致輕微刑事案件數量繼續上漲。2013年底,勞動教養制度廢除一定程度上也促使輕微違法刑事案件數量大幅上升。以2013年為例,全國法院生效判決刑事案件約105萬件,起訴的案件中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包括適用緩刑,判處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案件約57.7萬件,約占全部案件總量的55%。在基層檢察機關,比例甚至達到70%以上。司法實踐中,辦案人員按部就班辦理各類案件,對一些輕微刑事案件也用足法定期限才轉入下一個環節,導致司法審理程序上輕微刑事案件與重大案件消耗的司法資源基本相同,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也使犯罪嫌疑人被羈押期限過長。

  解決執法中的效益問題,實現訴訟經濟的價值目標,勢在必行,是客觀所需。[1]從域外各國刑事訴訟程序立法來看,各法治國家針對合理配置司法資源各自設計了價值多元的的刑事司法程序,從英美的有罪答辯、辯訴交易到大陸法國家對恢復性司法的接納,無一不強調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和訴訟程序的繁簡分立。不突破現有法律規定的基礎上,通過構建和創新訴訟工作機制實現輕案快辦,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精辦,在整體上提高刑事訴訟效率,符合中央關于司法改革的精神,是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

  (二)完善“簡易不簡”訴訟流程的立法需求

  我國1996年修訂《刑事訴訟法》創設簡易審判程序,初衷是為了快速審理案情簡單、情節輕微的刑事案件,緩解基層法院審判壓力。由于簡易程序只界定在審判階段,存在適用環節局限、種類單一化的問題。相比西方兩大法系中英美兩國辯訴交易制度、法德兩國的處罰令制度,均覆蓋刑事訴訟各個環節,從整體上提高訴訟效率,我國簡易程序只是對審判程序進行簡化。同時,由于被告人在程序選擇權、指定辯護權等方面權利保障不足,導致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以及被告人在適用簡易程序的態度上缺乏積極。2003年,兩高和司法部針對被告人自愿認罪案件設置了普通程序簡易審的速決審判程序,進一步提高了訴訟效率,但改革僅是對普通程序的某些環節進行一定的簡化,并沒有脫離普通程序的實質。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在關注訴訟公正與效率的同時,對司法資源的科學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法一大亮點便是吸收了普通程序簡易審的實踐經驗,擴大了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范圍,由原來的輕微刑事案件擴大到基層法院審理的處刑可能較重但被告人認罪的案件,明確了被告人的程序選擇權,強化了對簡易程序案件的法律監督。

  環顧刑事訴訟全局,審判階段僅占全流程的一小部分,刑事訴訟程序的拖延和損耗主要集中在偵查、審查起訴的審前階段,尤其是程序審批和程序交接階段。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的構建基于以審前程序為重點的刑事訴訟全程加速辦理,適用主體包括公、檢、法三機關,涵蓋刑事案件從偵查、批捕、起訴到審判的全部四個環節,完善簡易審判程序中的“不簡”問題,最大限度的降低訴訟成本。可以說,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很大程度上是簡易程序法律規制適用的一種延伸和擴張。

  二、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存在的問題

  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旨在通過建立案件分流分類辦理,加快輕微刑事案件流轉速度,減少不必要的訴訟延誤。推行以來,通過各地的改革試點發現,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案多人少、司法資源緊缺的情況,在縮短辦案周期、減輕羈押場所壓力等方面發揮了明顯優勢,但機制本身及司法人員中適用存在的一些問題也逐漸顯現。

  (一)制度層面——機制法律效力及適用范圍局限性導致提速效果弱化

      1、法律效力局限,缺乏具可操作性的統一適用標準

  從機制效力看,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的實施依據是高檢院頒布的規范性文件,內容以檢察環節為基點,主要立足檢察機關職能。刑事訴訟過程涉及偵查、批捕、起訴、審判各個訴訟環節,只有公檢法整體優化、協調行動才能實現全程快速辦理。司法實踐中,部分地區的公、檢、法三機關通過召開聯席會議、共同會簽文件等形式推動機制施行,但由于缺乏法律上的約束力和強制力導致僅限于工作機制層面,難以實現三機關的有效銜接,導致機制“斷層”,限制了機制的有效運轉。從制度內容看,高檢院出臺的《意見》僅十二條,雖對機制的適用范圍、審理期限、辦理原則做了闡述,但大部分是籠統的原則規定,對機制適用沒有統一標準,導致機制適用隨意性較強,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大,[2]缺乏實質的可操作性。地方檢察機關制定的實施細則由于各地操作不統一、辦案人員主觀裁量性大的問題,導致機制適用不規范,弱化了機制提速效果。

  2、適用范圍局限,細化規范缺失制約案件分流效率

  《意見》規定,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適用于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單處罰金的案情簡單、事實清楚,適用法律無異議,且犯罪嫌疑人認罪的刑事案件。《意見》規定適用的案件范圍較窄,限制條件較多,不能發揮應有的提速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意見》對適用范圍規定較為籠統和原則,未對罪名條件予以列舉,司法實踐中給案件分流者帶來了困難和挑戰。由于刑法分則中部分罪名量刑幅度不是以三年為限,而是以五年或七年為限,對這些罪名的犯罪是否可能判處三年以下徒刑需要通過事實審綜合案情和執法環境全面把握。除了量刑幅度,案件分流者還需綜合審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認罪、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情節,是否屬疑難、復雜案件等情形,這很可能需要占用半天至一天的辦案期限。機制試點初期,各地檢察機關通常采取偵監、公訴部門內勤初步分案,報送部門負責人決定是否適用的分案程序。近兩年來,隨著全國檢察機關推行案件統一管理,案管部門承擔了統一受理、統一分配、統一考評的職責,對案管部門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慮到采取取保候審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涉嫌犯罪情節輕微,部分試點公訴部門試圖將取保候審案件直接分流至輕微刑事案件辦案組審理,實踐中不乏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取保候審的案件,適用機制提起公訴后經審查被法院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例子,成為試點過程中對分案的失敗探索。

  (二)操作層面——機制適用理念偏差及考評掣肘導致偏離制度初衷

      1、僵化理解“快”速辦理,有違輕微案件輕緩化處理的司法趨勢

  《意見》明確了適用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案件的審理期限。《意見》第六條規定,符合快速辦理條件的輕微刑事案件應當分別在三日和二十日內作出是否批準逮捕及是否提起公訴的決定,體現了輕微刑事案件“從快”處理的基本特征,有利于提升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但機制實施過程中,出現對“從快”辦理的僵化理解。機制構建的目的一方面是提升訴訟效率,通過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將有限的司法資源集中于辦理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另一方面則是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及時化解社會矛盾,減少不和諧因素。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對刑事和解、附條件不起訴的規定也體現了輕微刑事案件辦理輕緩化、人性化的立法趨勢。《意見》對審理期限的僵化規定導致實際操作一味求“快”,通過快捕快速盡量將案件納入訴訟范圍。如某些當事人雙方可能達成和解的主觀惡性較小的輕傷害、交通肇事、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由于符合《意見》第四條規定的應當快速辦理條件,導致辦案人不得不在規定期限內從快審結,迅速作出批準逮捕或提起公訴決定,將案件流轉入下一訴訟程序,從而放棄試圖促使雙方溝通達成合意的機會,有悖制度設計的初衷。

  2、考評機制掣肘,阻礙機制實際運用

  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旨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我國刑事訴訟機制長期處于“嚴打”語境,輕微刑事案件司法處置相對薄弱。司法機關現行考核考評體系通常將考核項目指標劃分加分項和扣分項,將立案數、逮捕數、起訴數、結案數、大要案率、批捕率、有罪判決率等作為衡量辦案效率和質量的重要指標,[3]采用量化計分方法實施考核。這種以“數”和“率”為主的考評模式,相對偏重于強調犯罪追訴和業務量,側重懲罰犯罪的功能評價,而對刑法的人權保障職能沒有給予更多的關注,具有重打擊、輕保護的傾向。[4]此種考評體系的設置導致部分檢察機關出于對逮捕率、起訴率的追求和考慮盡可能多捕多訴,限制了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的廣泛適用,影響刑事司法向輕刑化方向發展的進程。同時,由于辦案人員積極促成刑事和解從而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或不起訴決定所增加的工作量在考核中沒有相應體現,但事實上和解工作需要耗費辦案人員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辦案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健全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的設想

  司法實踐中,隨著新《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大幅修改、勞動教養制度廢除、檢察機關案件統一管理、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的應用,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在檢察環節面臨很多新情況、新問題,亟需對機制予以重新審視及完善。應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在制度層面和操作層面積極探索創新機制的方式和方法,在保證案件質量的基礎上提高辦案效率,縮短訴訟周期,以發揮機制的最大效能。

  (一)制度層面——完善制度設計保障機制適用規范化

      1、將機制納入法律范疇,利用程序適用建議權搭建整體聯動機制

  鑒于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適用主體的局限性,迫切需要有權機關在總結基層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從立法層面制定貫穿偵、捕、訴、審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具有法律約束力和實踐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構建約束公、檢、法三大機關的全國統一性規范,將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作為一種特殊程序直接納入刑事訴訟法的調整范疇。同時,出臺實施細則詳細闡述和明確規定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的適用條件、審查期限、工作流程、要求保障、監督制約等方面,實現機制的運作的規范化、制度化,避免執法的隨意性和擴大化。

  檢察機關處于刑事訴訟中間環節,不僅要提高自身訴訟效率,還要加強與偵查機關、審判機關實現協調配合、統一行動。《意見》第八條、第九條規定,檢察機關可將機制向前向后延伸,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向偵查機關、審判機關提出快速辦理的建議。但該條文僅系原則性規定,缺乏實施細則和可操作性,且將三部門配合與銜接限于建議權,缺乏法律上的強制力,有礙于機制的有效實施。為保證機制適用的規范化、制度化,應通過完善立法及考核監督機制搭建整體聯動機制,實現輕微案件全程提速。其中,針對偵查機關與檢察機關的程序銜接,公安機關啟動程序后,應書面提示檢察機關快速審查批捕或者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在審查批捕過程中認為符合辦理條件的,應書面督促公安機關快速偵查移送審查起訴;針對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的程序銜接,檢察機關啟動程序并認為符合適用簡易程序、普通程序簡化審、速裁程序的輕微刑事案件,出具量刑建議書的同時應采用書面方式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相關程序,實現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在偵查環節、檢察環節、審判環節的無縫對接。

  2、適當拓寬機制適用的廣度和深度,明晰機制適用及退出機制

  關于輕微刑事案件的界定,德國、美國刑法典均明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監禁)為輕罪,一年以上為重罪。法國、俄羅斯刑法典則明確輕罪、重罪以兩年為限。對比域外各國,我國刑事立法并沒有明確重罪與輕罪的絕對區分。《意見》將輕微刑事案件范圍界定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主要受我國立法技術與立法習慣的影響,沿用了此種區分。第一,《刑法》分則相當數量罪名的量刑標準以三年為界;第二,1998年六部委《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的共同司法解釋》規定將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界定為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第三,參照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關于簡易程序的適用條件。實際操作中,機制關于案件范圍的限定顯現出適用范圍較窄的問題。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八條基于簡易程序適用范圍過窄的問題將簡易審判程序的適用范圍修改擴大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并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簡易審判程序的適用不再受刑期限制。2014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兩高”試點的刑事速裁程序則規定適用范圍及條件為“對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自愿認罪,當事人對適用法律沒有爭議的危險駕駛、交通肇事、盜竊、詐騙、搶奪、傷害、尋釁滋事等情節較輕,依法可能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單處罰金的案件”。對比快速辦理機制與簡易程序、速裁程序,三者都基于簡化辦案程序而設立,不同點則區別于簡易程序、速裁程序主要應用于審判環節,而快速辦理機制涉及偵查、批捕、起訴、審判各個環節,適用范圍更廣。以此為指導思想,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的范圍可以比照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的適用范圍適當調整但又不限于其涵蓋范圍。

  筆者認為,將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范圍界定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適當的。一方面,考慮到機制設置初衷及名稱系界定“輕微”刑事案件,如果參照簡易審判程序將適用犯罪擴展到重罪明顯不妥;另一方面,考慮到《刑法》分則相當數量罪名的量刑標準以三年為界限,一定程度上對案件分流有益。在此基礎上,應根據試點經驗對實踐中應當機制頻率較高的案件罪名進行列舉,如盜竊、危險駕駛、販賣毒品、故意傷害、交通肇事、詐騙、搶奪、尋釁滋事、開設賭場、信用卡詐騙、非法持有毒品等案件,明晰案件犯罪,統一操作標準和執法尺度。針對辦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犯罪嫌疑人翻供、案件事實證據發生變化等不適合適用機制的情形,應明確機制適用的終止事由,設置“退出機制”,確保案件“可進可出”。同時,筆者認為,對于不符合機制辦理條件的部分案件,可以結合簡易程序的修改在機制中明確規定,對現行犯、被告人認罪、證據確實充分的重罪案件也可以參照程序快速辦理,以便在最大范圍內適用輕緩的刑事政策,提高訴訟效率。

  3、簡化內部審批程序,探索彈性機制推動輕微案件輕緩化處理

  我國刑事訴訟機制下行政審批程序較為繁瑣,內部審批一直是訴訟工作流程中制約辦案效率的重要因素。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對于特定的輕微刑事案件建立了“書面匯報”與“口頭匯報”相結合的內部審批程序,取得了很好的長效。筆者認為,對輕微刑事案件,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審查起訴階段可以適當賦予承辦人一定的自主決定權,檢察長可以授權主任(辦)檢察官決定和處理,改變由檢察人員承辦、部門負責人審核、檢察長或檢委會決定的“三級審批制”,減少繁瑣的審批環節,簡化內部工作流程。在具備條件的已成立未成年人犯罪檢察部門的地區可探索不捕直訴、分案起訴制度,在加快未成年人犯罪快速辦理的同時,將幫教工作作為長效機制來抓。

  簡化辦案程序方面,探索制定證據收集索引,提高審查效率,加快辦案進度。在檢察機關內部,依托檢察機關統一應用業務操作系統的優勢,實現電子文檔共享,減少重復勞動。在檢察機關外部,設立公檢法三機關訴訟文書信息的交流共享通道,提高辦案效率。由于機制實施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認其實施指控的犯罪為前提,偵監、公訴部分辦理案件過程中應確保實現“每案必提訊”,適用機制審理期限可結合不同地區實際情況經過科學核算予以確定,路途遙遠等因素應考慮在內予以適當放寬,并規定符合辦理條件的案件不得報延、不得退回補充偵查,一旦辦案過程中出現必須延長訴訟期限等不符合快速辦理的條件的情形,應及時中止快速辦理程序,將案件轉為普通程序繼續辦理。同時,綜合考量司法實踐,探索實施彈性機制,對可能達成和解的案件、需對未成年人進行幫教及社會調查的案件經批準可延長至法定期限內審結,確保辦案人有條件有精力促成刑事和解,推動輕微刑事案件輕緩化、非罪化處理。

  (二)操作層面——建立配套措施保障制度發揮實效

  1、建立專業化辦案隊伍,依托案件管理部門保證案件分流效果

  為推進辦案專業化和規范化,《意見》規定應指定人員專門辦理輕微刑事案件,具備條件的可以在偵查監督部門和公訴部門成立相應的辦案組。機制試點過程中,各地檢察機關基本成立了固定專業化的辦案組,并與審判機關簡易案件獨任審判組實現密切配合、對口銜接,保證案件的快速流轉。但實踐中由于專辦組只辦理相對較為簡單的輕微刑事案件,缺乏對疑難、復雜案件的鍛煉和磨礪,不利于干警綜合素質的提高,對辦案積極性也有一定消極影響。筆者認為,針對案件數量繁多的基層檢察院,可結合試點改革的主任檢察官辦案責任制,針對涉嫌罪名探索設置不同案件類型的辦案組織。如由主任檢察官配備檢察官助理、書記員依據侵財案件、侵害人身權利案件、毒品案件等類別分工組成辦案組,在案件分類基礎上,組內再次分工由專人負責辦理輕刑案件,通過改進辦案專業分工進一步確保專業化、制度化。

  機制的運作有賴于科學效率的案件分配管理機制,保障案件分流效果。機制實施以來,各地基本由公訴科、偵查監督科內勤承擔分案職能。隨著全國檢察機關推行案件統一管理,檢察機關可由內設的案件管理部門負責對輕微刑事案件案件集中統一管理,建立案件審查分流機制,提高案件分流效率和質量。案件管理中心在受理案件后經過初步審查,根據案情的繁簡程度和犯罪嫌疑人是否認罪區分刑事案件是否符合快速辦理條件,并經部門負責人決定將案件流轉分配給偵查監督部門、公訴部門輕微刑事案件辦案組承辦。案件管理部門不干涉具體辦案過程,不涉及案件事實與證據及其他實體問題,對辦案情況實施宏觀管理和跟蹤監督。偵查監督、公訴辦案組在全面審查案件事實和證據的基礎上,認為屬于快速辦理范圍的即啟動快速辦理程序;認為不屬于受理范圍的,退回案件管理部門轉由普通程序辦理。

  2、改革完備考評實績體系,強化激勵機制、獎懲機制

  科學合理的刑事考核評價制度有利于促進司法機關規范化建設,保障案件質量,提高辦案效率。現有考評體系設置過分追求逮捕率、起訴率,限制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的適用,影響刑事司法向輕刑化方向發展的進程。筆者認為,應通過探索兼顧公正與效率的考評體系對績效考評制度實行改革,轉變承辦人員的辦案理念與執法作風。一是設立個人執法檔案系統,將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情況納入考核范圍,并作為年度工作實績考核的一項內容與目標管理考評掛鉤。通過定期監督和考核辦案人員的機制適用情況,對辦案質量、辦案效率進行檢查、評估,增強辦案質量效果意識,以保障機制長期穩定運行。二是考慮司法的復雜性和多樣化,降低數字化指標在績效考評中的作用。[5]對以輕緩化、非罪化處理為主旨促成刑事和解而作出不批捕決定、不起訴決定的案件,將不批捕率、不起訴率及辦案人員付出的額外精力納入考核加分指標,以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激勵機制,激發辦案人員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主動性。在法律框架內對輕微刑事案件擴大采取不起訴、撤案等輕緩化、非犯罪化處理方式,實現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統一。探索建立懲罰機制,對于應適用機制辦理而沒有適用的,沒有嚴格按照辦案期限規定審結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員進行責任追究。

  3、依托檢務監督機制完善制度救濟,尊重和保障當事人的訴訟程序參與權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6]為防止出現法律適用者隨意擴大輕微刑事快速辦理機制的適用范圍的情形,機制的完善亟需加強權力的監督制約。檢察機關的案件監督可以通過落實案件督查制度實現,在各級檢察機關成立檢務督察委員會和檢務督察室,聯合案件管理部門定期督查案件進展和統計適用情況,查明案件是否符合適用條件及是否嚴格依法原則。同時,檢察機關監所部門掌握著被羈押嫌疑人的數據、資料,可以負責對案件適用是否超期進行監督,實現對偵查機關和審判機關的監督制約。同時,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以犧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些訴訟權利為代價,但必須以保障被追訴人的信息知悉權、辯護權等“不能簡化的權利”為前提。國外辦理輕微刑事案件所設計的一些制度和程序是在當事人選擇適用或同意適用的前提下適用的,保證訴訟當事人對裁判模式的自由選擇權,實現了程序正義,并且由于結果得到當事人認可,降低了當事人提出上訴的機率,客觀上節約了司法資源,提高了訴訟效率。我國現階段的機制設計中沒有賦予被追訴人足夠的訴訟參與權和程序選擇權。同時機制解決的是更為快速地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付審判,著重關注保障被追訴人的訴訟權益保障,容易忽略被害人的權利救濟。針對有被害人的輕微刑事案件應加強被害人的知情權,在達成協議、合意或作出判決之前,盡量征求聽取被害人的意見建議,盡可能在審判之前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賠償被害人所遭受的損失達成刑事和解加快案件辦理,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

  1.龍宗智:《理性地對待檢察改革》,載《人民檢察》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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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樊崇義:《論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

  5.尹東華:《輕微刑事案件快速審理機制的探索與實踐》,載《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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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向澤選,駱磊:《檢察:理念更新與制度變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

  12.陳光中,龍宗智:《關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國法學》2013年第4期。

  13.[] 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侯健、范亞峰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 課題組組長:閆秀鎖,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課題組成員:李智,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梁寧,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馬文靜,天津市南開區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科助理檢察員。課題執筆人:馬文靜。

  

1. 參見樊崇義:《論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

  

1.參見尹東華:《輕微刑事案件快速審理機制的探索與實踐》,《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年增刊。

  

1. 參見向澤選,駱磊:《檢察:理念更新與制度變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頁。

  

2. 參見龍宗智:《理性對待檢察改革》,《人民檢察》2012年第5期。

  

1. 參見陳光中,龍宗智:《關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國法學》2013年第4期。

  

2. [] 阿克頓:《自由與權力》,侯健、范亞峰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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